Dancing with Kebab

成都看老崔，香港叹历史 - [ 周·游 ]

前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看了胡恩威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.没错，就是黄仁宇的书做底。半是欣喜，半是好奇，不知道说理的史书，怎样搬上舞台。

迟到几分钟，在最后排罚站，直到第一场结束——世上再无张居正——才找回座位。导演调动了十八般兵器，浑身解数，力图把沉闷的历史研究，变为赚人笑泪的活剧。不得不说，很好看。一人分饰三角的杨永德，诚如李碧华的评论“把冗长的台词变成呼吸一样流畅”。尤令我慨叹的，是演员服饰。华美艳丽，细节处一丝不苟，看得真切。

明代重文轻武，尤重那些堂皇繁琐实则毫无用处的礼仪，服饰，当然也是将这一准则的体现。小到服饰，大到治国修身的理念，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，以等级维护秩序，不问这秩序本身是否合理，合天性。孟子的谜语，成为满朝的藉口，一代的荒谬——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小叔子见嫂子落井，救还是不救？”

1587年，本身是一出荒诞剧。人人都想变革，最后却完成最大的倒退；人人都在做事，最后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。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，恰恰是为几百年的风云激荡，埋下线索。而黄仁宇的伟大之处，当然在于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打捞出这一瓢，映照千古明月。

一年前，同样是胡恩威的话剧《华严经》，令我感慨“小小一个香港，纵有华夏，横向世界”。疆土真不在于广阔，而在于通达。

广东话里，“叹”也是“看”的意思。

上星期自己去了成都。名义上是追去看崔健，其实也就是到这个心仪——不，食指大动——已久的城市打打牙祭。

（老崔嘴张这么大，唱词是“爱情”。）

而我的成都之行，竟由失望开始。

想像中的成都，应该有青石街道，两边窗户里透出哗啦啦的麻将声。沿街是“龙抄手”“钟水饺”，面皮水汪汪的女娃。不用赶路，不用操心，收入不高，花钱不多——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。

但当你走在春熙路、红星路，迎面是“德克士炸鸡”、“日式锅”、“韩国烧烤”，成都朋友带着你遍寻不到那家她最爱的小吃店，路边人说“拆了都有一年了”，除了发出“世界太平了”的绝望呼号，还能说什么？

第一天扎进“宽巷子、窄巷子”，探寻据说是最最纯正的老成都生活，结果一头撞上了噪音尘土。两条巷子都在大兴土木，说一个词你就明白了——再造一个“新天地”。

“晚上请你吃成都最好的火锅，皇城老妈。”朋友拉着我的手，热情招呼。我咬了咬后槽牙，忍住没告诉她，在我曾经居住９年的北京，新华社紧挨着一家皇城老妈，每月必去。待看到成都“皇城老妈”的广告语：“岁岁年年，滋味如一”，心里那句绝望呼号又起。

不过，蒙顶的绿茶还是滋润了口舌心田。抛却对景观的失望，我发现成都的妙处在于，人们真的有笑容。邀我摆一下午龙门阵的老头，超市里摆货的小妹，街上忽然驶过打扮成小丑的快车手……一回眸都是一张笑脸。那天在杜甫草堂门前打车，规规矩矩在“出租车站点”的牌子下等待，几次被无心走到前面的人打走车。又一辆开到，一个插着耳机的女孩又晃到我前面，截下的士。心下不快，上前正告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等很久了！”准备好一场争执，没想到，女孩摘掉耳机，忽然惊醒，旋即报以笑容：“那你先吧。”轮到我脸红，最后两人合乘一辆。

“如果你呆上半个月，感觉会完全不同，”做媒体的朋友说。成都近年来确实变化很大，比如拓宽马路，砍掉了成荫的老树，比如拓展可用耕地，把住小屋的农民安置进高楼。“北方来的领导，不理解南方人的生活方式。”但他相信，如果我不用赶路，依旧能体察这城市血脉里的悠闲与平和。

无独有偶，成都归来，落脚在深圳大鹏所城。这座清代海防重镇，保留着石头城池。原住居民因为深圳的发展而暴富，纷纷迁入城市，取而代之，是在变平的世界里，寻找工作机会的四川移民。所以，在这里，我惊讶地找到青石板，麻将声，湿润的空气，春天的绿树粉蕊，街头小摊麻辣牛肉，耳朵里没有喧嚣，只有川音——千里之外，遇见想象中的成都！

这便是平板世界里，将错就错的乐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