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ncing with Kebab

“意义”二字，对拉蒂格毫无意义。

七岁就拍下不朽名作，七十岁才第一次举办个展。从不像其他摄影师那样，辛苦为了杂志稿费，博命成全青史留名。

原因很简单，拉蒂格出生在极其富有的家庭，一生衣食无忧，终日与贵族交道,昂贵而时髦的摄影不过是个玩物。金融家父亲又极其开明，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全家人聚在一起，干脆给拉蒂格兄弟俩请了家庭教师。更鼓励孩子任意追逐自己的兴趣，发展自己与生俱来的倾向。拉蒂格从未接受学堂教育，办个展时“学历”一栏含糊写着“中等教育”。

拉蒂格的照片最近在国内展览，我搜遍脑海对大师竟无印象。翻翻摄影宝典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》，对照作品立即想起来。不过，他的轻盈轻松，淹没在卡帕的史诗，布勒松的神妙，阿勃斯的畸形，尤金的苦难里，难怪当年真的没记住。

像其他男孩一样，拉蒂格似乎生活在哥哥的“阴影”下。Zissou做了许多发明，包括飞机雏形——滑翔伞。拉蒂格在日记中写，于是他发明了“眨眼三下”法，要把Zissou做的有趣事都记录下来，这就是他找到的，自己将忠于的一件事。

（哥哥制作的滑翔机试飞）

可是“眨眼三下”无法保存，回头找寻了然无迹。父亲其时正涉猎还未定型的摄影术，于是，拉蒂格有了第一架踮脚才看到取景框的笨重相机。

“那位女士终于走进了镜头，我按动快门的声音太大了，把她吓得一跳，旁边的人也被吓到了……”

展览倒数第二张照片，就是拉蒂格脖子上挂着相机，跟家人在一起，爸爸拍的。小拉蒂格一身讲究的穿戴，衬衣马甲，小靴子小丝带，无处不显露精致。微微扬头，笑成春风里。

无忧的背景，注定拉蒂格即便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，他的照片中没有一丝阴影，或者不幸，自始至终是个温情的歌颂者。

这么说吧，他的作品是席慕容，而非曹雪芹。

就连他自己的肖像，也是个乐呵呵的白发大叔，而不是苦哈哈的艺术青年。

有文章说，布勒松的“决定性瞬间”师承拉蒂格。那一定是弄错了。“决定性瞬间”可以往上追溯的，应该是匈牙利摄影家马丁.莫恩卡齐。拉蒂格只是在那个相机还很笨重，人们只会在大机器面前正襟危坐的时候，抓拍了运动本身，而布勒松则揭示了运动的内在关联和由此产生的诗意，乃至神意。

如果放在今天，拉蒂格也许只是个每天揣着卡片机，见什么拍什么，并且剪贴成册的家伙——尽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，从1904年开始拍摄，直到50年代才拿出来给人看，贴满110本，总共20万张！

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几十年中，他举起相机看世界的眼光，仍然像那个７岁的孩子，欣喜，热情。

１９０４年拍摄的《我的保姆杜杜》，并没有出现在这次摄影展上。一个系着围裙，稍嫌肥硕的保姆，把一只皮球抛到半空，仰头等待它落下。整个片子的情绪张力满溢空间。拉蒂格说，“所有的东西都是艺术，没有东西不是艺术。一个厨子，一个鞋匠，一个理发师都可称为艺术家。”

一天，爱丽舍宫打来电话，法国总统请拉蒂格为他拍摄官方标准像。“可是，我的照片从来没什么‘官方’色彩……”拉蒂格试图婉拒。“这正是我想要的。”总统回答。

而真正成就拉蒂格大师地位的，当然不仅仅是数量和童心，而是那个时代，摄影技术刚刚起步，他拍摄的对象又恰恰是王宫贵族富商巨贾。这些人在拉蒂格的底片上，没有一丝酒肉臭（因为是平视的角度！），反而是把精力和金钱放在飞机、火车等推动时代前进的新玩艺儿上，他们的状态生机勃勃而又仪态万方。

恬淡富足是拉蒂格生活的主旋律，然而他也不是没有过世俗意义上的“上进心”。拉蒂格其实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画家，２０多岁的时候他致力于绘画，并在欧美各地举办画展，但绘画并没有令他一鸣惊人。

到了５０多岁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的照片太多了，“也不妨给人看看”，“但别人总像是一顿饭句中看着牙签的反应。”

最后通过经纪人和《生活》杂志刊登出来，接着在纽约美术馆办个展，他的名气顿时如连环爆炸，响遍世界。

人们喜爱引用他这句话：“我拍照是为自己而拍的，这是第一而且先决的条件。”

我更喜欢他成名之后所说：“我觉得好像赢了一局牌似的，如果输了明天再玩就是了。”